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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邻避运动（Not—In—My—Back—Yard）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污水处理厂等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当环保遇上邻避效应“三座大山”压制
6月26日，在强烈的“反建”声中，湖北省仙桃市叫停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而在2014年6月，仙桃市城建重点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式奠基并开工建设。
“邻避运动”在中国已经持续了10多年，并逐渐走入了各方自说自话、互不信任、拒绝沟通的死胡同。特别是近年来，“上马—抗议—停止”的过激博弈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理性沟通越来越难，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纵观近年来发生的典型邻避事件，几乎每一起都是由利益失衡、沟通不畅、信任缺失、情绪焦虑等多重因素叠加所致，公众焦虑程度与项目可接受度呈明显的正相关。焦虑程度越高的公众，越不倾向于支持在周边建设项目。焦虑情绪持续放大，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一瞬间爆发出来，出现后果难测的冲动行为。
“邻避”时代到来？
近年来一些环境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宁波、昆明、大连发生的抗议PX项目上马事件到番禺、北京等抗议垃圾焚烧厂建立，从什邡钼铜事件到汕头海门电站事件，公众对政府建设工业项目的质疑声逐步兴起，已经进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
在民间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看来，邻避运动并不是刚刚兴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系列与生态保护有关的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护运动、怒江水电站开发纷争等事件就依稀体现了邻避运动的雏形。但他指出，邻避运动的“兴盛期”确实刚刚到来。
“社会的暖化，知识的普及，公民意识的提升，社会公众与财富往来的经验到达一定的程度，公众自由发展的独立意志得到一定的训练；加上技术的进步和电子产品的普及，网络的发展和自媒体的应用。这都给邻避运动提供了极好的外部环境。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崩溃，已经超出了公众忍耐的极限，公众再也不相信，以破坏环境的方式获得的发展，还可能给环境带来益处。”冯永锋进而指出。
据介绍，邻避运动可以分为：事先预防型，以过往经验为依据，通过邻避运动方式阻止项目上马；事后追究型，环境危害已经发生后，受害者以司法诉讼、街头运动等方式寻求正义公平的处理及相应赔偿；主动建设型，这种类型并不只是为了单个群体成员的利益而进行的运动，而是把整个生态环境当做自家“后院”，同时也将制度改进作为目标，以司法宣传社会运动等为手段，防治环境危害及追究环境责任。
多原因引发邻避效应
但原本为公众带来良好生态效应的环保设施为何被嫌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日前指出，环保设施同样会产生污染，对于疑似会产生污染的项目，出于对自身权益的关怀，公众提出质疑甚至抗议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是常见的。
由于此前我国环保基础设施的滞后，严峻的环境形势亟待新建环境治理设施，但部分环保设施又遭受公众质疑，进而产生“NotInMyBack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专家表示，如果环保设施“一闹就停”，在这种恶性互动中，最终是政府、企业、公众利益共输的零和困局。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认为，“邻避效应”的产生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监管漏洞所导致的公信力缺失。我国环保产业起步晚，部分排放标准、环保监管等方面不够严格，一些垃圾焚烧、污水处理厂等环保项目运营不善、污染超标，臭气、烟尘处理不到位甚至偷排，影响整个产业形象，环保监管缺乏力度，给公众造成不良印象和抵触心理。
其次，公众对环境利益的自我维护意识日益加强，但政府、企业缺乏透明公开的项目信息、平等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部分项目选址过程不够公开、环境评价不够规范。从已发生的垃圾焚烧抗议事件中可看出，尽管当地政府也采取一些解释、沟通工作，但临时抱佛脚的应急举措难以让公众信服。
此外，部分环保行业上的恶性竞争也是导致公众焦虑的主因。“低价干不出好项目。”张益警示说。业内人士担忧，一些企业以低价中标拿到项目后能否真正有效运营、达标排放，如果政府提价还好，若政府不涨价，只能牺牲环保，造假盈利。
绿色意识觉醒
而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邻避思维”的最大特征在于，公众反对在其周边地区建设项目和设施的同时，并不抵制对项目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换句话说，只要不在自家周边生产这种产品或服务，即可以满足“邻避主义者”的要求。
随着全社会环保意识的觉醒，一些项目基于“邻避主义”而进行的生产转移，在事实上已经很难行得通。譬如北京污水处理项目，放在南城，南城的居民不开心；放在北城，北城的群众有意见。结果，由于污水处理跟不上，臭水河沿岸的居民都受害，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幸运的是，随着科技进步和投入的增加，当前，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重化工业、垃圾处理等传统意义上高污染和高排放的产业都完全可以实现全生命周期的清洁化生产，很多的企业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就是以技术进步和资本来换取清洁和环保，这样一来，所谓的“邻避主义”就将越来越无立足之处。
以北京治污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北京提出要创造条件建设“生态再生水厂”，把传统意义上的污水处理厂经过改善设计和提升工艺，不但让污水处理水质提升、能耗下降，还可以使之成为环境友好型的范例。全亚洲最大的全地下再生水厂——槐房再生水厂则走得更彻底，建成后它的“头顶”将成为大型湿地公园。
破解“邻避思维”，既需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变压力为动力，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增强项目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规范性，也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大到大气治污，小到垃圾分类，都需要公众不仅监督政府怎么做，也把自己的一言一行摆进去，做积极主动的参与者。
追求“路径正义”
因此，溯之以根本，我们还是要看到，民众没有选择更合规的表达形式，乃是因为从源头上就制度缺失而无法可依；民众抗议过程中容易偏离科学，乃是因为从一开始信息就不透明而无科学可讲。
环境维权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一刀切性质的解决方案。仅为发展而造的工业设施和生活必需的公共设施兴建，两者所适合的衡量标准势必不同；而每个项目是否适合在某地建造，往往还与地方资源禀赋以及项目本身涉及的技术、风险管理，甚至当地民众的维权意识和科学水平等各方面都息息相关。因此，要对类似事件作出规范，需要的一定是专业、因地制宜又具备弹性的综合解决方案，才能避免事态的激化。
虽然内容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原则仍然适用所有地区和项目：即在四面开花的“邻避运动”中，号召百姓拿出理性之前，首先要政府拿出诚意。要实现这个诚意最简单来说，制度的设计要基于保障两点：首先是利益共享机制；其次是信息透明机制。
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就是要让当地居民在付出一定的环境成本后，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获得“做出牺牲”后的回馈。信息透明机制，则是要从一开始就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回顾每一次的环境维权事件，公众的愤怒根源之一其实就是发现项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开工兴建。
虽然“邻避运动”一词自出生起，就争议不断，并被许多学者认为长期会给社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成本，然而我们还是坚信，在发展与环境、社区与整体等价值判断日益多重化的今日，合理的“邻避运动”仍有其重大的正面意义，因为这是让公众能共同参与价值决定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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